寄馒头的孩子

　　陈玉军

　　人的一生总会遇到许多事情，但有的只要遇到一次，那记忆的脑际就如同石刻般划上深深的痕迹，我就遇到过那么一次……

　　那是四十多年前我亲身经历的真实的一件事，处在20世纪六十年代初“困难时期”的我还是一个孩子。也许是油水不足的缘故，当时的人个个胃口是那样的大，按当年配给的粮食定量现在谁也吃不完，可那时人人都在喊饿，我们吃长饭的孩子就更加难以忍受。

　　1960年春，通过努力刚找到工作的妈妈按当时的政策规定被下放到湖南农村，同时带走了年幼的弟弟，我与父亲就只好吃食堂了。那时，我在街道公社食堂就餐的饭卡常常距月底还差好几天就已用光。为此，涂改饭卡的事我干过，可是没有一次得逞。为了饥饿的小肚皮，我们常常三五成群袭击菜农的地盘，小小红萝卜等“绿色食品”是我们的主要目标，得之用衣襟擦擦，哪怕带些泥土也嚼得津津有味。印象中最难忘的是“马口夺食”的一幕：首先由胆大的同伙腾空一个书包，其他人一字排开用以遮挡他人视线，“主犯”从套在马嘴上的麻袋里将节节稻草和玉米胡乱装满书包，可是这种行动往往没有多少收获，原本喂马的玉米就少得可怜，而且均沉于袋底，到手的果实能有多少便可想而知。

　　转眼，在饥饿中即将迎来春节，我自然想到了农村中的妈妈和弟弟，一个想法在幼小的心灵里油然而生。说来不是上年纪的人可能不会相信，那时食堂卖的馒头真大，我们公社食堂清一色个个是五两五钱（当时一斤定量规定买面粉可得一斤一两）面粉蒸出的大馒头。

　　当月，我勒紧小肚皮节约半斤定量买了一个大馒头，并对父亲道出心愿：寄一个大馒头给妈妈和弟弟过年。我们用微火将馒头烤得金黄，然后由做木工的父亲制作了“轻量级”的木盒装箱，爸爸决定由我亲自完成这次邮寄任务。

　　如今已是全国优秀旅游城市的贵州省都匀市，当年的邮局小得可怜。记忆中当班的是一位慈祥的中年男子，在木制的营业台上看到邮寄品是一个馒头时一怔：“娃儿，这类食品不好邮寄，再说要几天才能到，到时馒头会坏的。”眼看愿望难以实现，情急中我含着泪水说：“伯伯，只要你给我寄，坏了我不怪你。”看着还没柜台高的我，特别是知道这是我送给妈妈和弟弟过年的礼物后，他闪着泪花为我办理了也许是他一生中惟一的“特别业务”。

　　以后，我也曾多次打听但至今没有找到那位邮局的伯伯，也不知他是否还健在。从妈妈口中得知寄去的馒头没有霉变但已僵硬，通过开水泡发，他们也算是饱餐一顿，这虽不算是什么美味但妈妈说从馒头看到了孩子的心，几十年来在人生道路上我也努力着用此心做人。

　　多年来，此事在回忆往事的一些场合常常摆谈，不少同龄人会为之而泣。在过去四十多年的今天，特别是面对全面奔小康过上好日子的现在写出来，仿佛激情得以释放又似乎得到一种满足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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